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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商埠的界址划定与土地圈购(下)

时间:2021-11-11 09:3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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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开埠“大纲”确定 购地一波三折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十四日,也就是吉林西路分巡兵备道道员颜世清在发出禀文指责长春知府孟宪彝的第二天,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才是长春开埠工作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又向锡良、陈昭常二位上司发出一道公文,呈报拟定的《长春自开商埠办法大纲》,请上级“核夺,奏咨立案”。如果获得朝廷批准,这个《大纲》就具有了合法性,可以执行了。《长春自开商埠办法大纲》虽然只有6条,且名称为“大纲”,但并非框架性的设想,也包括已经实施的措施和规划,具体包括:“一、定界以示限制;二、绘图以便区分;三、购地以待转租;四、建筑以固主权;五、设局以便办公;六、借款以裕经费。”这是颜世清办理开埠事宜的行动指南,该大纲的出台,标志着长春开埠的正式开始。同时,颜世清还呈报了开办长春开埠局、巡警所两份文件,请求批准,开埠局的筹建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此时商埠的区域早已确定下来,接下来就要进行土地购买工作。

  大约在孟宪彝卸任长春知府的五月二十日,西路道就发布了购地告示和购地简章,购地工作正式开始。购地告示开头就强调“长春自辟商埠”,是为“兴利益、保主权”,并得到了“督抚两宪”批准,强调自己是师出有名。明确说征地“照南满铁路最近购地之价”。界内的“民居、庙宇及现种青苗”等地段,如果不急用,还可以暂时保留;而那些必须迁让的房地,“亦当公平估值,据实给价,由长春府发给”。同时还把告示印制1000份,让长春府传集被圈地户,发放给他们,以便对购地规则有所了解。从内容上看,颜、孟二人所拟章程并无太大出入,主要差别是在购地价格上。

  此时的开埠局还在筹备之中,而西路道署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更,无法派出人手从事土地购买工作,西路道于是“札委长春府许守元震等专管其事”,派人与长春府共同查明各地户的姓名、占地情况,并进行丈量注册;还将规定地价统交长春府,按期传召各地主,当堂具领,由西路道派人“随同监发”。在“广而告之”的同时,颜世清又要求长春府迅速开展土地丈量注册工作。对当时的长春知府许元震来说,前任孟宪彝已经将各地段丈量清楚,树立了界标,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刚刚上任的他唯恐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奸民有乘机窃卖情弊”,于是先发布告示,要求各地主不能私自拔移界标、私自租卖土地等。为方便购地工作,六月,许元震又抽调役吏成立了购地公所,办公地点设在北门外大马路西侧。

  虽然颜世清在购地告示中自诩“体恤地主,可谓无微不至”,还号召地主要“自应激发天良,急公仗义,照章争先报名领价”,但在购地价格上,则依照日本“满铁”的标准,将土地分为上地、中地、下地3等,每垧分别为1000吊、500吊和300吊。且不论与孟宪彝此前允诺的价格比最多减少一半,就是按照银两折算,当时的1000吊与日本人购地时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相比,也已经大大贬值,无论如何也体现不出体恤的意味。特别是长春北门外,“此时已经开拓,房舍也建起相当数量”,其繁荣程度不比城内差多少,正如日本人写的《长春沿革志》中所说,“当时之附属地是莽莽荒野,用购买荒野的价格,购买北门外之地,实属不妥”,这自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此外,当时的媒体还证实,长春有个劣绅提出“愿代官揽购,冀从中克扣用钱”,但被拒绝。此人无法从中牟利,于是暗中组织农民起来抗议。

  当时正值东三省总督锡良巡阅吉黑两省(从五月初九日到六月初五日),从哈尔滨返程,再次经过长春,仍住在长春府中学堂,当时就有大批乡民长春商埠的界址划定与土地圈购(下)

  □ 杨洪友

  叁

  开埠“大纲”确定 购地一波三折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十四日,也就是吉林西路分巡兵备道道员颜世清在发出禀文指责长春知府孟宪彝的第二天,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才是长春开埠工作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又向锡良、陈昭常二位上司发出一道公文,呈报拟定的《长春自开商埠办法大纲》,请上级“核夺,奏咨立案”。如果获得朝廷批准,这个《大纲》就具有了合法性,可以执行了。《长春自开商埠办法大纲》虽然只有6条,且名称为“大纲”,但并非框架性的设想,也包括已经实施的措施和规划,具体包括:“一、定界以示限制;二、绘图以便区分;三、购地以待转租;四、建筑以固主权;五、设局以便办公;六、借款以裕经费。”这是颜世清办理开埠事宜的行动指南,该大纲的出台,标志着长春开埠的正式开始。同时,颜世清还呈报了开办长春开埠局、巡警所两份文件,请求批准,开埠局的筹建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此时商埠的区域早已确定下来,接下来就要进行土地购买工作。

  大约在孟宪彝卸任长春知府的五月二十日,西路道就发布了购地告示和购地简章,购地工作正式开始。购地告示开头就强调“长春自辟商埠”,是为“兴利益、保主权”,并得到了“督抚两宪”批准,强调自己是师出有名。明确说征地“照南满铁路最近购地之价”。界内的“民居、庙宇及现种青苗”等地段,如果不急用,还可以暂时保留;而那些必须迁让的房地,“亦当公平估值,据实给价,由长春府发给”。同时还把告示印制1000份,让长春府传集被圈地户,发放给他们,以便对购地规则有所了解。从内容上看,颜、孟二人所拟章程并无太大出入,主要差别是在购地价格上。

  此时的开埠局还在筹备之中,而西路道署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更,无法派出人手从事土地购买工作,西路道于是“札委长春府许守元震等专管其事”,派人与长春府共同查明各地户的姓名、占地情况,并进行丈量注册;还将规定地价统交长春府,按期传召各地主,当堂具领,由西路道派人“随同监发”。在“广而告之”的同时,颜世清又要求长春府迅速开展土地丈量注册工作。对当时的长春知府许元震来说,前任孟宪彝已经将各地段丈量清楚,树立了界标,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刚刚上任的他唯恐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奸民有乘机窃卖情弊”,于是先发布告示,要求各地主不能私自拔移界标、私自租卖土地等。为方便购地工作,六月,许元震又抽调役吏成立了购地公所,办公地点设在北门外大马路西侧。

  虽然颜世清在购地告示中自诩“体恤地主,可谓无微不至”,还号召地主要“自应激发天良,急公仗义,照章争先报名领价”,但在购地价格上,则依照日本“满铁”的标准,将土地分为上地、中地、下地3等,每垧分别为1000吊、500吊和300吊。且不论与孟宪彝此前允诺的价格比最多减少一半,就是按照银两折算,当时的1000吊与日本人购地时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相比,也已经大大贬值,无论如何也体现不出体恤的意味。特别是长春北门外,“此时已经开拓,房舍也建起相当数量”,其繁荣程度不比城内差多少,正如日本人写的《长春沿革志》中所说,“当时之附属地是莽莽荒野,用购买荒野的价格,购买北门外之地,实属不妥”,这自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此外,当时的媒体还证实,长春有个劣绅提出“愿代官揽购,冀从中克扣用钱”,但被拒绝。此人无法从中牟利,于是暗中组织农民起来抗议。

  当时正值东三省总督锡良巡阅吉黑两省(从五月初九日到六月初五日),从哈尔滨返程,再次经过长春,仍住在长春府中学堂,当时就有大批乡民“含冤欲诉”,地方官以“恐惑上听”为由,命令巡警将中学堂周边的大街完全封锁,禁止闲人来往。结果锡良在前往西路道署参加宴会时,“行抵东三道街,有乡老五人齐跪舆前,同声呼冤”,锡良随即将呈词收下。随后又有500多名农民,聚集于西路道署前,“力诉新开商埠地面,须给以相当之价值,由当道收买,以恤民困”。锡良并不会承认是官方给价过低,他后来在绅民们的诉状上作了长篇批示,强调此次征地,“凡有关于小民生计者,无不格外体恤”,这次闹事,“显有奸民、土棍从中唆弄,实属胆大尝试”。对于这种行为,本应彻查严惩,但由于大家的无知,暂予免究,事态暂时平息。但是,最初锡良接到农民们的呈词时,社会上即传出锡良同意广大地户要求的消息,报纸对此也多次进行报道,这显然对官方不利。为应对此次舆情事件,西路道署以开埠局的名义(当时还没有正式办公),给当时影响最大的《盛京时报》写了一份声明,对相关传言进行更正,强调对于圈划的民地,官府给出的价格是很合理的,农民本来并没有抵制意愿,有单姓地户早就领过地价就是证明。事件主要是由于某劣绅“牟利不遂,出而阻挠”导致的。配合这份声明在该报上刊发的是《长春商埠购地章程》和锡良的批示,“以昭信实”,进而以此来引导舆论,掌握购地的主导权。

  虽然锡良强调不会追究这次事件的幕后组织者,但官方显然认为如果就此放任,会给民众造成官方软弱的印象,而且此时农民们仍然拒领地价。为了杀一儆百,七月初三日,吉林巡抚陈昭常给颜世清发来密电,要求他拿解开埠局声明中提到的“某劣绅”——曾任长春商会协理的孙作新,并将其送至省会吉林,“以凭讯办”。陈昭常在电报中甚至直接称之为“积棍”,即“积恶匪棍”的简称。孙作新出身卑微,“以地媒承充乡约”,义和团运动后捐纳府经历衔,跻身士绅阶层,后“营缘商铺”,被选为长春商会协理,成为长春府有影响力的人物。此次事件的背后,确实有其身影存在。孙作新在受到锡良的严厉批评后,“尚复不知敛迹,犹敢遇事生风”,在官方看来,如果不对其严惩,就不能“戢刁风而安良善”。颜世清在收到电报的第二天,便派人告知孙作新,有事需要他来道署,当场将其逮捕。随后,颜世清发布告示,历数其罪恶,如“串通书差,奸拐敲诈,欺压商户,勒派银钱,结交官府,侵吞官款”等等,要求被害商民据实指控,以便查证严惩。从档案来看,孙作新确实是积案如山,并查实多项罪行,最终被判徒刑。

  孙作新已作恶多年,多次被乡民举报,但仍稳如泰山,这次被惩办,主要是因为他干扰了长春开埠事宜。但是,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孙作新暗中组织,而是“各地主嫌其价之轻”,所以对他的惩处并没有对农民们的抗议行动产生阻吓效果。这些土地所有者不仅前往奉天总督府投禀,新立屯的商民们甚至派一名叫王永德的代表前往北京,到都察院控告,说自家地产被征开商埠,导致失业,请都察院“奏请饬吉林巡抚,将该商埠迁移他处,俾安其业”。都察院当然不会和自家人作对,敷衍说,如果开埠一事“确有窒碍之处,尽可径呈吉抚,秉公另择妥地”,将皮球又踢回了吉林省。直到九月份,双方仍在僵持,农民们还是“到处请愿,怨声沸腾”。西路道、长春府、巡警局多次研究,但毫无对策。

  形势逼人,锡良在五六月间巡阅吉黑两省时,对长春商埠地进行勘验,“回辕后即奏请开办该处商埠”,已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与此同时,商埠内的大马路早已动工修建,开埠局和巡警公所也完成了筹建工作,新道署等候开工,购地工作已经严重滞后。特别是农民们无休止的抗议,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颜世清这才表示让步,将上地价格提高到1300吊,中地700吊,下地仍为300吊,并按此价格开始强行收买。农民们看到无论如何抗争,也不会得到更大的实惠了,无奈之下,也只好报名领价。

  征地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仅就土地来说,先要进行等级评估,然后照等级发价。对于地上物则更为繁琐,房屋要分等级,按间论价;水井要测量深度,按丈论价;树木按棵,以粗细论价;坟茔每座直接发给15吊迁葬费。其中,房屋还分为瓦房(每间500吊)、海青房(每间300吊)、等级房(分为1等至5等,从370吊到70吊不等)、不及等房(包括土厦、板栅、土门楼、板接厦等)、不列等房(包括砖接厦子、门楼等其他建筑物)。商埠区域内,还有大量菜农种下的韭菜、波菜、葱等蔬菜,还有菜苗、青苗等,也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从这一点看,此次开埠,除了地价较低外,其他各方面还是较好地照顾到了农户的利益。

  由于圈入商埠的土地面积过大,经费有限,颜世清决定从“商埠划定界址以内择要先买”,所以首先收买北门直通附属地日本桥通一线,即后来的商埠大马路两侧,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区域。

  购地工作繁重复杂,需要招集地户,“眼同丈量,按等发价”。农户收到补偿款时还要“出具切结”,并由保人签字,以昭信用。而收买的民房等数不一,为防止日后发生纠纷,颜世清命令办事人员“将已购房屋分别拍照存记”,作为日后检查核实的图像档案。那些还可以使用的建筑,还要另行造册登记。长春知府许元震对这项工作极为慎重,唯恐出现流弊,有负委任,所以“勤慎从公”,凡是迁冢、购地各事宜,都亲自处理,经常是吃过早饭后,“即行单车赴北门外购地局,料理商埠一切要政”,直到下午4时才回到府内稍事休息,然后再处理其他政务。领导带头,下属自然也不敢懈怠,各项事务“办理尚称顺手”“民情亦均悦服”。有日本学者在著述中称颜世清在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被撒换,是由于在征地时过于强硬,遭到居民强烈反对所致。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征地过程存在种种问题,甚至在后来吉长铁路征地时,还特别借鉴了此次的教训,但不可否认,颜世清确实明敏干练,善于处理棘手问题,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使商埠建设步入正轨。锡良曾就此评价他“措置尚觉裕如”,因此向上级奏请,让他试署西路道一职。

  肆

  颁发土地执照

  限制“满铁”扩张

  整个购地工作持续到宣统二年三月十二日,才基本结束,共购买土地411.45垧。除去中学堂、同善堂等免除不购,还有已圈未购之地352垧。十三日,颜世清向锡良呈报了购地情况,对停止购地原因进行了说明,即已购入土地已经基本满足开埠的需要,其他未购之地离长春城较远,而且多是地势低洼之地,价值不大,不如用余下的经费用来修筑马路、创建市房、开办料厂等。等以后商埠兴旺发达了,可以随时扩充增购。其实,这些未购的土地,基本上位于满铁附属地东、西、北三边之外,只是用来限制“满铁”扩张。颜世清为了限制这些未购土地的所有者与日本人私下交易,特意设计了一套制度,即收回原契,由西路道署发给土地执照,作为地权的唯一凭证。领照的业户不准“将地私行售押”给中外商民,否则将受到严罚。颜世清自认为这一规定“体恤之中仍寓防维之意。外人无从觊觎”。可是锡良认为这样的规定过于严厉,可以专门禁止售押给外国人,对于中国人,只令“随时报查,不宜禁其售押”。随后,颜世清才修改了政策,制订了5条规则,刊印在商埠土地执照上,内容主要集中在土地的流转上,比如规定不能将“地亩、房屋私相售卖典当”,土地可以由原业主暂时自种或租与他人,但要拿着执照到长春府,由长春府注明租户姓氏,还要用印注册等等。从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限制了“满铁”的扩张。后来,“满铁”想在其附属地北侧头道沟河岸边租用130多亩“地势低洼,既无民居,亦无庐墓”的土地作为水源地,曾反复照会颜世清,希望从中方手中取得土地的永租权,但都被颜世清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满铁”没有办法,只能“先期动工占用”,但如果长春官方强令收回,“满铁”只能无条件服从。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时任吉林西南路分巡兵备道道员孟宪彝认为,这片土地对商埠来说已无价值,“即使埠务发达,日事扩充,势不能越铁道而推及该处”,才最终同意了“满铁”的要求。可见,由于实行圈购政策,日本“满铁”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私购土地,而必须取得官方的同意。对于颜世清停止购地,并保留未购土地的地权一事,后来还有日本人说他“因无资金,只能保留其收买权利,最后发出布告,规定无商埠局之许可不准出卖或作为抵押了事”,还讽刺他只热心于商埠地之经营,但事与愿违,一事无成,才离职前往北京。这当然也与事实不符,很可能是由于颜世清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势力的扩张,才遭到这样的诋毁。

  宣统二年七月底,长春商埠购地公所被撤裁,自八月初一日起,购地事宜由开埠局总务科购地委员禀承长春府,再由长春府“妥慎经理”。此后,商埠又根据需要零星购进数垧土地。宣统二年九月,颜世清离职时,经统计,共购进421.992垧土地,包括房屋、水井、树木、青苗等补偿,共支出费用956505.25吊,再加上人役杂项支出,为971000余吊,并没有超过预定百万购地经费的限制。按当时每两白银合官帖5.2吊计算,共用银183400两左右,还不到他借用的40万两白银的一半。

  不过,购地只是长春开埠的基础工作。在购地的同时,颜世清还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包括制订商埠地街路规划,兴修马路,建设道署,设立开埠局、巡警公所,设税关,制订巡警章程,就开埠权与日本展开斗争等等,尽到了一名地方官应尽的职责。

  [作者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副研究员] “含冤欲诉”,地方官以“恐惑上听”为由,命令巡警将中学堂周边的大街完全封锁,禁止闲人来往。结果锡良在前往西路道署参加宴会时,“行抵东三道街,有乡老五人齐跪舆前,同声呼冤”,锡良随即将呈词收下。随后又有500多名农民,聚集于西路道署前,“力诉新开商埠地面,须给以相当之价值,由当道收买,以恤民困”。锡良并不会承认是官方给价过低,他后来在绅民们的诉状上作了长篇批示,强调此次征地,“凡有关于小民生计者,无不格外体恤”,这次闹事,“显有奸民、土棍从中唆弄,实属胆大尝试”。对于这种行为,本应彻查严惩,但由于大家的无知,暂予免究,事态暂时平息。但是,最初锡良接到农民们的呈词时,社会上即传出锡良同意广大地户要求的消息,报纸对此也多次进行报道,这显然对官方不利。为应对此次舆情事件,西路道署以开埠局的名义(当时还没有正式办公),给当时影响最大的《盛京时报》写了一份声明,对相关传言进行更正,强调对于圈划的民地,官府给出的价格是很合理的,农民本来并没有抵制意愿,有单姓地户早就领过地价就是证明。事件主要是由于某劣绅“牟利不遂,出而阻挠”导致的。配合这份声明在该报上刊发的是《长春商埠购地章程》和锡良的批示,“以昭信实”,进而以此来引导舆论,掌握购地的主导权。

  虽然锡良强调不会追究这次事件的幕后组织者,但官方显然认为如果就此放任,会给民众造成官方软弱的印象,而且此时农民们仍然拒领地价。为了杀一儆百,七月初三日,吉林巡抚陈昭常给颜世清发来密电,要求他拿解开埠局声明中提到的“某劣绅”——曾任长春商会协理的孙作新,并将其送至省会吉林,“以凭讯办”。陈昭常在电报中甚至直接称之为“积棍”,即“积恶匪棍”的简称。孙作新出身卑微,“以地媒承充乡约”,义和团运动后捐纳府经历衔,跻身士绅阶层,后“营缘商铺”,被选为长春商会协理,成为长春府有影响力的人物。此次事件的背后,确实有其身影存在。孙作新在受到锡良的严厉批评后,“尚复不知敛迹,犹敢遇事生风”,在官方看来,如果不对其严惩,就不能“戢刁风而安良善”。颜世清在收到电报的第二天,便派人告知孙作新,有事需要他来道署,当场将其逮捕。随后,颜世清发布告示,历数其罪恶,如“串通书差,奸拐敲诈,欺压商户,勒派银钱,结交官府,侵吞官款”等等,要求被害商民据实指控,以便查证严惩。从档案来看,孙作新确实是积案如山,并查实多项罪行,最终被判徒刑。

  孙作新已作恶多年,多次被乡民举报,但仍稳如泰山,这次被惩办,主要是因为他干扰了长春开埠事宜。但是,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孙作新暗中组织,而是“各地主嫌其价之轻”,所以对他的惩处并没有对农民们的抗议行动产生阻吓效果。这些土地所有者不仅前往奉天总督府投禀,新立屯的商民们甚至派一名叫王永德的代表前往北京,到都察院控告,说自家地产被征开商埠,导致失业,请都察院“奏请饬吉林巡抚,将该商埠迁移他处,俾安其业”。都察院当然不会和自家人作对,敷衍说,如果开埠一事“确有窒碍之处,尽可径呈吉抚,秉公另择妥地”,将皮球又踢回了吉林省。直到九月份,双方仍在僵持,农民们还是“到处请愿,怨声沸腾”。西路道、长春府、巡警局多次研究,但毫无对策。

  形势逼人,锡良在五六月间巡阅吉黑两省时,对长春商埠地进行勘验,“回辕后即奏请开办该处商埠”,已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与此同时,商埠内的大马路早已动工修建,开埠局和巡警公所也完成了筹建工作,新道署等候开工,购地工作已经严重滞后。特别是农民们无休止的抗议,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颜世清这才表示让步,将上地价格提高到1300吊,中地700吊,下地仍为300吊,并按此价格开始强行收买。农民们看到无论如何抗争,也不会得到更大的实惠了,无奈之下,也只好报名领价。

  征地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仅就土地来说,先要进行等级评估,然后照等级发价。对于地上物则更为繁琐,房屋要分等级,按间论价;水井要测量深度,按丈论价;树木按棵,以粗细论价;坟茔每座直接发给15吊迁葬费。其中,房屋还分为瓦房(每间500吊)、海青房(每间300吊)、等级房(分为1等至5等,从370吊到70吊不等)、不及等房(包括土厦、板栅、土门楼、板接厦等)、不列等房(包括砖接厦子、门楼等其他建筑物)。商埠区域内,还有大量菜农种下的韭菜、波菜、葱等蔬菜,还有菜苗、青苗等,也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从这一点看,此次开埠,除了地价较低外,其他各方面还是较好地照顾到了农户的利益。

  由于圈入商埠的土地面积过大,经费有限,颜世清决定从“商埠划定界址以内择要先买”,所以首先收买北门直通附属地日本桥通一线,即后来的商埠大马路两侧,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区域。

  购地工作繁重复杂,需要招集地户,“眼同丈量,按等发价”。农户收到补偿款时还要“出具切结”,并由保人签字,以昭信用。而收买的民房等数不一,为防止日后发生纠纷,颜世清命令办事人员“将已购房屋分别拍照存记”,作为日后检查核实的图像档案。那些还可以使用的建筑,还要另行造册登记。长春知府许元震对这项工作极为慎重,唯恐出现流弊,有负委任,所以“勤慎从公”,凡是迁冢、购地各事宜,都亲自处理,经常是吃过早饭后,“即行单车赴北门外购地局,料理商埠一切要政”,直到下午4时才回到府内稍事休息,然后再处理其他政务。领导带头,下属自然也不敢懈怠,各项事务“办理尚称顺手”“民情亦均悦服”。有日本学者在著述中称颜世清在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被撒换,是由于在征地时过于强硬,遭到居民强烈反对所致。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征地过程存在种种问题,甚至在后来吉长铁路征地时,还特别借鉴了此次的教训,但不可否认,颜世清确实明敏干练,善于处理棘手问题,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使商埠建设步入正轨。锡良曾就此评价他“措置尚觉裕如”,因此向上级奏请,让他试署西路道一职。

  肆

  颁发土地执照

  限制“满铁”扩张

  整个购地工作持续到宣统二年三月十二日,才基本结束,共购买土地411.45垧。除去中学堂、同善堂等免除不购,还有已圈未购之地352垧。十三日,颜世清向锡良呈报了购地情况,对停止购地原因进行了说明,即已购入土地已经基本满足开埠的需要,其他未购之地离长春城较远,而且多是地势低洼之地,价值不大,不如用余下的经费用来修筑马路、创建市房、开办料厂等。等以后商埠兴旺发达了,可以随时扩充增购。其实,这些未购的土地,基本上位于满铁附属地东、西、北三边之外,只是用来限制“满铁”扩张。颜世清为了限制这些未购土地的所有者与日本人私下交易,特意设计了一套制度,即收回原契,由西路道署发给土地执照,作为地权的唯一凭证。领照的业户不准“将地私行售押”给中外商民,否则将受到严罚。颜世清自认为这一规定“体恤之中仍寓防维之意。外人无从觊觎”。可是锡良认为这样的规定过于严厉,可以专门禁止售押给外国人,对于中国人,只令“随时报查,不宜禁其售押”。随后,颜世清才修改了政策,制订了5条规则,刊印在商埠土地执照上,内容主要集中在土地的流转上,比如规定不能将“地亩、房屋私相售卖典当”,土地可以由原业主暂时自种或租与他人,但要拿着执照到长春府,由长春府注明租户姓氏,还要用印注册等等。从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限制了“满铁”的扩张。后来,“满铁”想在其附属地北侧头道沟河岸边租用130多亩“地势低洼,既无民居,亦无庐墓”的土地作为水源地,曾反复照会颜世清,希望从中方手中取得土地的永租权,但都被颜世清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满铁”没有办法,只能“先期动工占用”,但如果长春官方强令收回,“满铁”只能无条件服从。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时任吉林西南路分巡兵备道道员孟宪彝认为,这片土地对商埠来说已无价值,“即使埠务发达,日事扩充,势不能越铁道而推及该处”,才最终同意了“满铁”的要求。可见,由于实行圈购政策,日本“满铁”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私购土地,而必须取得官方的同意。对于颜世清停止购地,并保留未购土地的地权一事,后来还有日本人说他“因无资金,只能保留其收买权利,最后发出布告,规定无商埠局之许可不准出卖或作为抵押了事”,还讽刺他只热心于商埠地之经营,但事与愿违,一事无成,才离职前往北京。这当然也与事实不符,很可能是由于颜世清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势力的扩张,才遭到这样的诋毁。

  宣统二年七月底,长春商埠购地公所被撤裁,自八月初一日起,购地事宜由开埠局总务科购地委员禀承长春府,再由长春府“妥慎经理”。此后,商埠又根据需要零星购进数垧土地。宣统二年九月,颜世清离职时,经统计,共购进421.992垧土地,包括房屋、水井、树木、青苗等补偿,共支出费用956505.25吊,再加上人役杂项支出,为971000余吊,并没有超过预定百万购地经费的限制。按当时每两白银合官帖5.2吊计算,共用银183400两左右,还不到他借用的40万两白银的一半。

  不过,购地只是长春开埠的基础工作。在购地的同时,颜世清还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包括制订商埠地街路规划,兴修马路,建设道署,设立开埠局、巡警公所,设税关,制订巡警章程,就开埠权与日本展开斗争等等,尽到了一名地方官应尽的职责。

  [作者杨洪友为长春市社科联(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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