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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北宋汴京(下)

时间:2021-03-01 08:0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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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京中,北有艮岳,东有上清观,西有金明池。而向南跨过相国寺桥,出保康门,便可看到一片轩峻清雅的建筑群,鳞次栉比,装饰华丽。国子监、法云寺、太学、看街亭、五岳观都坐落在此,聚合为城市宗教与文化的中心。
  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大转型时期,其建筑一改唐代的雄浑之姿,变得精巧、雅致,注重结构上的变化。这是在理学精神的渐染下,宋人含蓄内敛的审美风向使然。尤其是国子监、太学、礼部贡院等官学机构的建筑群落,在端静明寂的殿堂结构以外,殿脊、屋角做起翘之势,给人以轻灵、秀逸之感。此外,梁、柱、栏杆处则加仿古雕饰,使整栋建筑更添儒雅风致。
  崇宁元年,宋徽宗为了崇儒兴学,仿照周天子之制,在国子监南面起建辟雍一座,以充太学之外学。辟雍本是古代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宋代模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将辟雍建在圆形水池正中,四面架桥,有屋舍1872间。各地赴考太学的贡生来京,都先安置在这里,等到考试合格,就可以补入内舍、上舍,升入太学。
  辟雍是徽宗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仅作为太学的预备学校而短暂存在。太学,才是汇聚天子门生的宋代最高学府。崇宁年间,外学加上内舍、上舍的生员,共有太学生3800人。走进太学的中庭,白衣卿相,书声琅琅,“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宋代庞大的文官集团,便是仰仗着这里不断地输送着济济人才。当国家陷于忧患之际,此处也曾掀动过一幕幕激烈的政治风波。
  太学的校舍建筑相当完备,学校中轴建有讲堂与藏书楼,射圃、斋舍分布在两旁,是太学生运动与生活的场所,设有斋长、斋谕专门负责学生的后勤工作。宋代乃真正的士大夫时代,国家对未出学门的贡员也优待有加。太学以及其他州学皆有学田供养,一旦学田所产不足,则由政府拨款,以保障学子生活。太学生屋舍舒适,伙食也不错。宋神宗在视察太学时,品尝了太学厨房的馒头,颇为满意,曾说过:“以此养士,可无愧矣!”从此,这种带馅的馒头就成了太学生每个月的补助餐。
  太学的正副校长,被称为“祭酒”与“司业”,管理着学校的课程安排、升舍考试,以及学籍处理等事宜。其下设博士、学正、学录等数人,担负着传授经术和言行训导的责任。宋代以前的太学是为贵族子弟专设的,宋代开始将庶民纳入了招生范围,只要通过地方的考试,都有机会进入太学。学业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文史、治事。比起入学考试,通过毕业考试更加艰难。
  据宋人苏颂的记述,在太学课业中,《礼记》《仪礼》《周礼》皆为大经,要用两年的时间修完,《诗经》须用一年半,《周易》《尚书》是一年讲毕,其余的诗赋、文论,以及时务治事,需每日研习讨论。在此之外,《论语》与《孝经》也要时时兼修。太学生们每日专心致志于各种先贤注疏之中,皓首穷经,下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同时又要兼通经世致用之道。这样熬出来的毕业生,与唐代以诗赋为先的进士科取士不可同日而语。在王安石的时代,学行卓异的太学生不需科举,可直接做官。至徽宗朝,太学已成为仕进的主要途径。
  假使真的来到宋代的太学,漫步其中,就有机会见到大名鼎鼎的嘉祐石经的原貌了。这块石碑刻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毕工于嘉祐六年(1061年),以篆、楷两种书体刊刻了儒家经书九部,共约六万余字。宋廷将其立于太学,是为了正定经典,为太学生树立儒学典范。在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 嘉祐石经也见证了儒学在宋代的复兴。儒家伦理对于世界的家庭式关怀、对理想社会的不懈打造,都经由太学生的耳濡目染,最终输送到国家最高决策中心的丹墀睿幄之间。
  儒学自东汉起便落入了繁琐注释的窠臼,日见老态。唐代佛学大兴,佛教、道教相比于儒家学说,皆更受尊崇。儒学不得已而由外转内,强调性理,重视心性研究,为宋儒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及至宋代,理学开启,新旧交替之际,儒学不仅于思想层面转型,也在教育理念的实践上有了新的面目。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有感于“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的教育时弊,推动庆历兴学运动,试图导正学风,为国养士。在太学教育中,新政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体制上参考宋初大儒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分科教学与必修、选修学制,主张“明体达用”。课业之中,儒家经典为必修,属“明体”之学;历算、讲武、堰水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可选修。并聘请石介、孙复等理学大师来此设席讲学,将“理”“气”“道统”之说引入官学体系,宣扬“以道统欲”的观念,追求万世常行的圣人之道。一时间从者甚众,书香复振,为理学在南宋结出丰硕果实打下基础。
  在我国古代,但凡一个社会太平久了,经济成就日益显耀,便会生出种种嗜利奔欲、嚣浮扰攘的风气,使人迷智蒙心。但与此同时,社会也总在精神层面提供一股反作用力与之抗衡,教化人心,匡正世道。宋代的经济与金融成就是公认的历朝之最,却能始终维系着“风雅时代”的美称。究其原委,文教勋业自然功不可没。宋儒道统,以匡扶正义为其使命。蔡京在朝时,太学生陈朝老顶着被流放的危险,上疏列举蔡京十四条罪状,“时人争相传阅”,以致蔡京遭到免职留京的处分。
  中国的儒家英雄,无论出身官学还是私家书院,都经历过艰苦的心性修炼,出仕之后,赤心拳拳,不畏时难,以背负天下忧乐为己任。千载而下,世道轮转。每当读史至此,都不禁令人掩卷深思,喟然兴叹。
  上元灯夜
  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时,曾坦率地对开国勋臣们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莫不如“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解除了长久以来的殿前兵患。从此,使民众沉醉于歌舞乐游,成为贯穿宋代始终的安民良策。尤其在汴京,帝王们经常在节日里大设庆典,并亲自巡行,与民同乐。游人来到汴京,美食、购物、游览之余,体验到一次宋代的节日庆典,一趟旅程才算圆满。
  汴京最具狂欢气氛的节日,莫过于除夕过后的上元灯夜。作为新年后第一个圆月之夜,这一天被宋人认为是天官赐福之日,政府也会在此节前后赈恤贫弱,营造节日气氛与太平气象。宋太祖曾下诏:“节日期间京城张灯五天,各地三天,城门弛禁,通宵开放。”届时,官员们可以获假三天,到街市中与百姓共赏花灯,帝王也会在上元夜出现在宣德楼上。徽宗皇帝不满足于只在大内赏灯,还曾带着妃嫔们跑出宫门,在街市中游赏,并下诏,凡到御街观灯之人,一律赐酒一杯。
  宋人一向喜欢热闹,爱过节。富庶的王朝,繁荣的城市,令休闲享乐之习尚相率成风。上元节在宋代发展为最热闹的世俗狂欢节,置身其中,就如同流连于宋代的风俗长廊,尽赏其人文景观。
  上元节庆典,早在岁前冬至便开始布置。在皇宫南面的宣德门前,用松枝、木料搭起山棚,高16丈,宽365步,以花朵、彩旗装饰,唤为“彩山”。下面搭建台阶式的鳌山以支撑,中间树立木两根,长24丈。柱子以金龙缠身,每个龙口处衔一盏灯,谓之“两龙衔照”。御街两侧有御廊,廊下自除夕起,便逐渐聚集了各色歌舞百戏、奇术异能。蹴鞠击丸、踏索上竿、猴呈百戏、鱼跳龙门,一片连着一片,奇巧百端,常令人耳目一新。很值得一看的有张九哥的吞铁剑、小健儿的吐五色水、杨文秀的鼓笛演奏、赵野人的倒吃凉面、尹常卖的《五代史》评书等,都是京城中有名的表演秀。聚集到此的游人一日胜过一日,乐声人声嘈杂喧嚷,十余里外的地方都能够听到。
  待到元夜当晚,街市中处处张灯结彩,万头攒动,比肩继踵。悠扬的乐声从四处传来,挤在人群当中,周围穿梭着各式特色灯品,鱼龙乱舞,锦绣交辉。苏州的五色玻璃灯、福州的白玉灯、新安的无骨灯,纷集在此。不过最吸引眼球的,仍是鳌山上金光万丈的彩灯。
  皇帝准时出现在宣德楼上,隔着一层布帘,望不真切,帘内人影晃动,看得出有乐队在演奏,偶尔还可听到妃嫔的嬉笑声。在这个时候,帝王不过是节庆活动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如同戏台上的影像,甘愿扮演着万民狂欢的背景角色。此刻,由无数彩灯组成的鳌山灯火已经一齐点亮,金碧相射,气势恢宏。鳌山上绘有楼阁、神佛画像,前面搭着舞台,有乐师伶官演奏乐曲。两侧是由彩绢扎成的文殊、普贤菩萨,分别骑着狮子白象,手指可以晃动,还能从中射出水来。原来在灯山的最高处,藏有一只贮水的木桶,用辘轳不断地绞水上去,定时喷洒下来,像瀑布一般。每次喷水,便能激起人群的一阵欢呼。
  鳌山上的彩灯皆以琉璃制成,外面绘有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底下的灯往往有灯谜贴于其上,供人猜测,猜中谜底便可扯下谜条,领取赠品。如果走饿了,满街都可见到“打旋罗”的小贩,背着竹架,敲着小鼓,随时奉上香气扑鼻的宵夜小吃。“打旋罗”乃宋代的推销员之舞,是街头小贩用来吸引目光、表明身份的一种舞步。这种转着圈圈前行的步姿,也是街市中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的夜市小吃,被称为“杂嚼”,四季内容并不相同。冬月里,最常卖的是盘兔、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等。当此上元之夜,有两种特色小吃是必须一尝的。乳糖丸子,便是现在的汤圆,只是宋人在烹煮时,会在汤中加上蜜渍桂花,结合软糯细腻的汤圆,令口感更加丰富。油锤,则是以面团包上豆馅,煮熟后,放在新汲的水中冷却,再油炸,类似今天的炸元宵。汤圆正是起源自宋代,因为其造型团圆饱满,所以被赋予了合家美满的寓意,渐渐成为正月十五的必备点心。
  待到月上梢头,喧闹的气氛接近顶点。鳌背上升腾起璀璨的焰火,舞龙舞狮的队伍也愈加欢腾。街巷中,围观的、游走的、嬉闹的、呐喊的游人,汇聚成沸腾的人潮,使整座城市的活力如火山般向夜空迸射出来。为了应对如此澎湃的人潮。开封府在各个巷口设置了一些小棚子,由军士驻守,里面表演皮影戏,吸引走失的孩童前来,等待父母认领。负责治安门禁的“金吾军”,也可在人群中见到他们巡察的身影。这一夜,市民商贩无论闹到几时,都不会遭到干涉。及至夜阑更深,人潮渐退,路上就会出现一些手持小灯照路的拾遗者,这些是每次节庆之后便会出现于路上的“扫街”人,捡寻人群中被挤落的发簪坠饰。后人有诗描述此景说:
  一派春深送管弦,九衢灯烛上熏天。
  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鳞碧月圆。
  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
  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遗簪与坠钿。
  唐代时,人口超过十万户的城市共有十余个,至宋代已经增长到40个。在农业时代,每户5人算是保守的估计,那么这些超过5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已经足以将宋代的疆域点亮。每一年的春社花朝、端午重阳,便是它们迸发活力、绽放此一幕幕盛世狂欢的最佳时机。终宋一代,三百余年,又不知曾有过多少灯烛熏天、坠钿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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